潘永强 / 学习型的华教运动:母语教育新想像

作者:潘永强(时事评论人)

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,目前形成五种体制并存,包括国民教育体制(马来文)、华文教育体制、淡米尔文教育体制、私立学校/国际学校(英文)和伊斯兰宗教学校体制。通常国内人士也习惯以各类“源流”(streams)来形容不同教学语言的教育体制。多种体制同时存在,反映我国社会多元的特质,以及历史沿革等因素,但也导致语言政治长期成为国族建设、社会分歧的焦点。

英国殖民时期的治理手段,对文化和语言其实是採取民间自治、适度放任的态度,官方专注发展英校和一些马来文学校,但对“方言学校”(vernacular schools)则只作有限度的管制,以至民间办学风气蓬勃,也导致独立前母语教育已发展出有规模的建制。目前这五种教育体制中,华文教育和淡米尔文教育被视为母语教育范畴,它们在小学阶段享有公立学校的体制内地位,但又仰赖民间资源才能成长。

母语教育在马来西亚享有宪法保障的地位,从比较的角度而言,我国宪法对语文的规定是东南亚较具包容性的国家之一。虽然宪法列马来语为国语,但各族群母语具有学习和使用的权利,尽管是非官方性质的使用,但毕竟是明文入宪的条款,这可视为母语教育在我国存在的宪制基础。

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得到教育学者和联合国的认同。2003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《多语世界中的教育》文件(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),试图厘清语言与教育有关的政策。文件提及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以母语作为教学语言,因为教师与学习者可从熟悉的知识与经验上,提升教学效率。同时,母语教学是基础教育以及提升读写能力最不可或缺的部分,应该尽可能延长母语教学的阶段。此外,作为日常生活用语,母语应该优先于官方语言(在官方语言非使用者的母语的前提下)和其他外来语言。

兼通多语的母语教育

马来西亚的母语教育,并非是独尊母语的排他式体制,事实上他们是在承认社会多语的背景下,採取一种兼通多语的母语教育策略,即在基础教育阶段(小学)主张以母语吸收和学习知识,但同一阶段兼顾其他语言的学习,有者则在中学以后就转换学习语言,例如转入国中。我国不少人士接受这种兼通多语的母语教育策略,而非採取新加坡式的一科母语,除了政治社会条件的差异,也发现学校只靠母语一门单科,是无法承担起弘扬文化和维护传统的功能。从教育原理,以母语学习不只有利于孩童掌握知识,语言同时也是灵魂,一科母语的模式难以肩负起社会与文化的需要。不过,目前某些国际学校就是採取一科母语的模式。

1970至1980年代的二十年之间,华文教育遭受马来民族主义和国家机关的严峻压力,加上东西方冷战,华教运动衍生出悲情和抗争情结。如今在国内政治转型、国外地缘政治改变的趋势下,华文教育已挺过最艰难的时期,这是对当前我国母语教育地位与处境的应有判断。尽管国家语言政策不可能有重大变更,但在可预见的未来,除非是严重的政治倒退,否则华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的法定地位,基本可以维持,尤其在我国进入民主转型的阶段,在政治上所谓“消灭”母语教育的言论不只违宪,也并不现实。对于政治人物的偏激言论,我们必须严正反击,但也应当有此信心,切勿危言耸听、杯弓蛇影。

在新的政治社会形势下,如何面对新时代的母语教育发展,既要思考如何与国家的政治力互动,也要想像怎样优化民间的社会力资源。

华文教育过去自我定位为民族教育,也是凝聚华人社会意志的集体事业。惟根据统计,目前国民小学的非巫裔学生少于10%,而华小的非华裔学生却逼近20%。如此一来,华文教育的受众和社群有日益外延的迹象,其利益相关者也逐渐扩大,未来的华教群体将包涵新兴的非华裔家长和校友。因此,如何重新探索华文教育的“民族教育”定位,就涉及未来的战略选择以及新论述的开展。

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如果只局限于华人社会,或民族教育的框架,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面貎,也压缩了其扩展的潜能。随着日益庞大的非华裔华教受惠者,在可预见的二十年后,非华裔生将从目前的第一代繁衍至第二代,华校势必不再仅限于华人,华文教育也不只为华人而发展,届时华教就务必锐变成马来西亚人的华文教育。它固然是以华文来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教育体制,却为各族的马来西亚人服务。

在我国的多元社会国情下,未来的华文教育是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,成为马来西亚人的华文教育,这个态势业已形成。由于华裔人口比例减少,这个趋势还有加快之虞。也就是说,我国将有相当一部份非华裔国民,能基本理解华文华语,也能阅读和接收华文资讯。但是,华小坚持中华文化、弘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,这个初心不会改变,但服务对象则是不同族群与宗教背景的马来西亚国民。这个潮流浩浩荡荡不能抵挡,也无从阻挠,那么华教的定位与论述就应该及早调整,同时採取相应的策略方针。

全民共享的华文教育

因此,我们就应该在论述和行动上,准备因应“全民华教”这个时代的来临,构筑一个马来西亚全民共有、全民共享的华文教育,在同一个帐蓬下成长与茁壮。这种全民华教的理念,仍然由华社集体所主导,并不会减少华文教育的特质和性格,却会增加华文教育的包容力和软实力,让华教更具有跨族群、跨文明和跨边界的多元性。华校必须打破只是华裔子弟专属的求学场所这种固定思维,反而是全民在同一帐蓬下共同学习华文,以及不分族群运用华文来学习知识的学府。如此一来,华校的围牆降低了,视野与天空却更开阔。

在全民华教概念下,母语教育就不再只是单一族群的课题,而是事关全民的公共事务,无论是国家与社会,都可以允许更平和、更开放的角度来处理华文教育相关政策议题。在华教全民化的倡议下,政府有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,而不是忽略或排斥,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单一族群的教育体制,也无法由个别民间团体来垄断。

而在政治转型和一党霸权濒临崩解之际,华教运动的政治空间、政策参与和游说介入的机遇,其实只会扩充而不是削弱,关键在于华教的社会领导如何运用政治机遇,或作适当的策略操作。有关方面应推动官方设置一个母语教育的咨询架构,让政府和民间建立更畅通、稳定和正常化的咨询模式,例如设立母语教育咨询理事会,委任官方、民间、专业领域的跨族群代表,在体制内建立更加制度化和有建设性的政策咨询管道,改变目前零碎、不固定和个人化的模式。这种定期的咨询架构,初期动机不在政策制定,而是建立沟通,增进互信,在咨询架构成形后,再建构其他的政策商议、研究智库、评估认証等完善机制。

在政策倡议上,如何扩大母语的使用,也是华教运动可以介入的层面。在公共领域能否使用母语,影响到某种语言的地位和权益,当人们的母语在公共领域内不被重视、甚至遭受歧视时,他们会感觉到这是对他们自我认同的一种伤害,因此平等地使用各自的母语,是社会改革中的重大成份。在马来西亚,限于国语政策的规定,官方部门的工作语文无法使用各族母语,包括国会会议,但在其他涉及公众权益的场合,应思考推动翻译的服务,以保障相关人士能以自己最流畅的语言进行沟通。目前法庭审讯是可以要求口译人员,同样的,在公立医院、移民厅、国民登记局等机构,如果能配置母语翻译人员,或未来引入人工智能的翻译服务,也能确保公众能运用自己最方便的语言来就医或办事,这除了增加母语在公共领域的使用,也有便民之意,并保障少数族群在洽公时有充份知情的合理权益。

马来西亚是多语社会,应该鼓励大专院校增设翻译科系,培养各领域翻译人才。华文和淡米尔文在马来西亚有其社会和商业使用价值,甚至在政治上也不乏意义,不管是作为母语或是非母语的教育途径,未来仍有广泛的有机发展空间。

随着全民华教概念的产生,长期以来合理化华教的论述也可能需要作出微调,例如母语是最有效的学习语言。该论述对华族学生依然有效,母语的学习成效是经得起教育理论的检验,也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,但不能适用在非华裔学生身上。随着大量非华裔、非母语群体走进华教体制,我们就需要在论述上更丰富、更多元、更精进,以回应新的趋势与变化,包括加强对于第二语言教学的概念、“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言教育”(MTB—MLE)理论,以及思考社会多语还是个人多语的讨论,都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探索。

新时代的心理建设

在国内政治正值民主转型阶段,母语教育运动的未来想像及其前途命运,也与国家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,因此华教运动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和信任,以及支持民主转型、巩固民主体制的意愿,就显得非常重要。母语教育涉及少数群体的权利,而保障这些权利就必须依赖协商互信、尊重宽容、公开透明等条件,这些条件都必需建立在民主政制和宪政保障的基础上。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,不能仰赖民族动员、君子协议或公约承诺等等方式去维护,唯有建立一套稳定和有序的民主政治秩序,以及相对应的理性政治文化,才能保障母语教育权利。

从世界趋势来看,凡是成熟的民主政体,才能起到保护弱势、维护少数、尊重多元的作用,因为民主程序和宪政文化才是有效和可靠的载体。马来西亚母语教育运动长期以来就有争取平等和多元的传统,更应该有认同民主价值、巩固民主政治的目标,华教运动成员必需对此要有清楚认识。民主转型过程通常是曲折艰难,不是一蹴而成,既不是直线一条必达终点,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,它需要社会的耐心和毅力,跨过一道又一道的阻力,不要为短期的挫折而丧失信心。

在民主转型路程上,华教运动不应盲目接受对民主的负评与汙衊,任何对民主的否定和嘲讽,至少对马来西亚国情而言,这些态度都没有正面意义,也肯定不符合我们当前的利益和子孙的前景。吾人还要理解并体认到,民主制度的完善往往需要以分阶段、分期付款式来促成,不是一步到位,致其超越负荷。林连玉先生在马来亚独立前夕曾论及心理的建设,对建国之重要性。当前马来西亚正处在民主转型之际,未来十年也当面对打破旧体制、巩固新秩序的复杂过程,故此华教运动也要具备新时代的心理建设,即强化民主素养、认清民主理路,担负起华教公民的职责,成为一群既有现代意识,也有进步观念的积极公民。惟有巩固与优化民主体制,才能在多元社会裡保障母语教育的永续权利。

华教运动与内卷化

华文教育运动经历过群众动员,也走过悲情抗争,如今迈向教育改革的路向,这个策略上的转变值得嘉许。但是,华教机构除了教育专业上要求改革,其内在的组织与价值也面临挑战,同样需要转型。面向新时代,母语教育若再有新想象,华教团体就不能停留在旧有的组织文化和固定思维中,而要有所更新或再造。华教运动除了在国家政策上发动倡议、游说与抗争,本身也要有深刻的内省与洗涤,从十余年来的华教内战中复原过来,重建公信、专业与韧性,重新与变迁中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再度连结,才能召唤年轻世代的认同和信任。

近年有人形容中国社会出现了内卷化现象,事实上华教运动同样出现内卷化。什么是内卷化(involution)?简单讲就是“有成长、却没有发展”的意思,或者是缺乏进步的自我重复。例如一些文化模式重复劳作,达到某种最终形态后,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,反而发展迟缓,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。后来,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(Clifford Geertz)在《农业的内卷化:印尼生态变迁的过程》一文中借用这个概念,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。他认为印尼数百年来稻作的强化,只是增加了社会运作的复杂性,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,这被形容称为“内卷化”过程,使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为人所知。

华教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,组织和体系日渐庞大复杂,随着多年来的权力与领导权演变,也衍生出派系众多、群众分歧、组织散涣的现象,结果长期习惯旧语言、旧议题、旧模式,却没有带动论述更新,最后出现有成长、但没有发展的局面。华教内卷化的后果,造成对旧有琐碎问题越来越精细地关注,但没有对议题和格局带来开拓,习惯原有的运作,害怕与排斥变革和创新,缺乏组织成长和人才培养。一旦在组织和论述上没有强有力的方向感,一个运动空有群众也属枉然。

另外,华教成员尽管高喊跨族群意识多年,但整体意识上仍对异族和异文化存有偏见乃至歧视,有者只将跨族群工作视为形象工程,有者则对其他族群的社会变迁缺乏兴趣和同理心。在政治转型和全民华教的背景下,这种心态已经不合时宜,也不符华教运动本身利益。

华教运动走过了最精锐勇猛的阶段,曾经在民族教育、民权政治、进步价值三条战线上,为维护少数族群权利,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,堪称是八十年代国内最重要的公民社会大军。不过,这股社会力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停滞下来,在过去十年马来西亚政治转型期间,更显得旁观和迟疑,许多时候还落在新兴的马来社会力量后头,连带在前期取得不俗突破的独中教育改革,也一度缓慢下来。近年来,不管是右派、自由派和伊斯兰主义的马来社会力量,组织经营都日益新颖、创意和勤于论述,影响力日益扩大。反观华教运动仍处在过去的传统模式,纵使仍有群众基础,但深陷于停滞、内向以及权力的冲突,虽然这种现象的深层因素众多,但与组织的学习能力有待加强,也有关係。因此本文接下来,着重于组织在面对外在变迁时的学习能力,而常见的学习障碍包括以下几点:

一,思考局限:人们通常专注本身熟悉的职责,而形成固定、片面的思考模式。二,归罪于外:当内部产生问题,常倾向归罪于外,而非在组织内对用人和制度展开自省和检讨。三,专注重复事件:日常运作充斥着琐碎又重复的事件,热衷短期活动,忽略要有长远的眼光提出政策倡议,或研究如何设定标准和门槛。四,煮青蛙效应:教育思潮与社会趋势之变化,多半是缓慢渐进的,容易让人习而不觉。五,团队管理迷思:组织中常会设法维持团结和谐的外貌,诉诸温情,害怕追根究柢的精神。

华教组织及其运动,在本质上乃是教育的运动,或曰“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的母语教育运动”,因此这些华教团体与单位,不是一般的华团结社而己,还是捍卫语言和公民权利的教育进步组织。这比一般的联谊社交的社团还增添多一份公共性格,以及理念色彩,因此华教组织不只为众人办学办校,自己也要持续学习,保持先进和前沿。换句话说,华教号召教育改革,运动本身也要永续学习,不断改革,才能不负使命。

学习型的华教运动

新时代的母语教育运动,若要走出内卷化,至少要调整成学习型的华教运动、理念型的华教运动,才能避免组织和群众的散涣与停滞。

在全民华教概念下,学习型的华教运动应该有外向、开放、健康的心态,去了解和认识多元社会的变化,观察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的脉膊和面貌。华教运动以本身的母语教育为本,但观念和格局上不能停留于单一族群的华文教育,因此海绵式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尤为重要。这种学习和消化不应只是功能性或应景式的学习,而是抱有好奇兴緻和探索的态度,才能建立组织上长期的学习型文化。

学习型的华教运动要经常保鲜更新,掌握教育与社会上的新趋势,不断透过学习和培训增进新知和观念,才能在领导社会舆论和倡议政策时,有进步和创新的主张。扎实和有份量的主张,还能够动员社会精英,调动普罗群众的积极性。社会是等待领导的,而最强有力的领导,不是通过财富、权力、威胁,而是以观念与意见来领导,正如1980年代董总最辉煌时代,曾以理念领航扮演角色。

现代教育与政策的议题越趋复杂,政策的倡议与游说也讲究专业,因此社会各领域日益重视专业智库的投入,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和本地马来社会显着出现的迹象。由于社会变迁迅速,很多马来人与穆斯林党团都涌现不少研究机构或智库,规模有中型和小型,都愿意投放经费去组织研究团队,分析政策议题。反观华社以及华教运动,就跟不上时代,缺乏较为成形的智库团队去回应各种挑战,无法引导社会舆论,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马来社会的发展,更遑论政府的政策官僚。学者丘伟荣就指出,如果我们还以为马来右翼组织是乡间的吴下阿蒙,那么华教运动恐怕就无法阻挡马来右翼在知识上、政策上的势力膨胀。学习型的华教运动应该要组建自己的智库团体,来建构和宣导本身的政策论述,同时应付不同阵营的竞争性主张,否则必将在新形势下面临马来右翼的知识围堵。

学习型的华教运动还不应忽略广大的基层组织,它既是运动组织内的中流砥柱,亦是相对传统的群体。华教的基层与群众,不只有动员和串连的重要作用,华教运动的中央领导也是来自地方基层的推选产生,例如各州董联会组成董总中委会,各州董联会派出的代表出任董总的领导职位,要是地方弱中央也会弱,甚至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。此外,各地的华教基层也遍佈在众多华教相关的文教团体,疲弱的基层群众影响深远。目前某些州级董联会都有领导涣散和组织松懈之情形,如果基层弱化和式微,整个运动的动能自然也会走下坡,同样的道理,如果地方基层有所停滞和僵固,或分歧撕裂,还会直接冲击华教运动的整合和凝聚。

要营造学习型的华教运动,就要有相应的学习型基层群体,因此这是一个组织上系统化的工程。华教的基层网络是完好存在的,而且资源丰沛,但人材与精英的培养必需关注。随着地方上华小微型化、城乡人口的移动,以及华教热情的退潮,如何争取和召唤基层的年轻学习型领袖,就必须要认真的提拔与物色,这方面往往需要组织上的规划和有梯次的栽培,换言之有赖于全盘的人事与部署,包括理念上达成共识。华教运动要重建基层的活力,优化群众干部,就需要回归到组织上的再造和变革,捨此没有其他途径,包括考虑由有条件的地方和中央,派出精锐的干部与职员,前往蹲点支援,协助改造、盘整与激活,以注入新的观念和气象。近期兴起的社区文化创生,就有许多值得参考的观念。

我们应该拿出魄力,用十年的时间,拟定完整与有效的方针,塑造一个学习型的华教运动,以及打造一个学习型的基层群体,以价值和理念来引导,重新在全国各地发掘新一代的先进份子和先锋人物,从基层改造开始,落实华教运动的重建与转型。

 #本文是“华教新路向”之华教论述系列文章之一,同时配合华教论述总纲领《建构多元与永续发展》的出版。惟作者的观点,不代表本会立场。